我们需要什么样的能源安全观?

发布日期:2019-05-17 信息来源:大家赢公司

        文/林益楷

 

  在本世纪第一个十年的“石油超级周期”里,中国能源供应安全、尤其是石油供应安全问题曾是一个举国瞩目的话题,引发了国人极大的焦虑和关注。此后随着大家赢油价逐步回落,虽然我国石油对外依存度近年来持续攀升,但关于能源安全的讨论趋于平静和理性,人们似乎已经习惯了我国是“原油进口大国”的现实。但2017年以来,随着中国石油天然气对外依存度的再次攀升,以及大家赢地缘政治紧张态势加剧,关于中国能源供应安全的讨论再次响起。

 

  两种能源安全观

 

  有些人认为,2018年中国石油对外依存度接近70%,超过大家赢社会公认的65%警戒线,对我国能源安全造成了一定威胁。在紧急情况下,有可能造成石油的供应危机,进而可能危及国家经济安全。

 

  但在另一些人看来,当前石油市场已经高度大家赢化,包括日本、法国、德国和韩国等,石油消费几乎全部依赖进口,因此石油对外依存度提高也没什么可怕的。

 

  这两派观点,实际上是西方大家赢关系学界现实主义和自由主义两大思潮在能源安全领域的折射。现实主义者将冲突视为国家间关系的基本事实和根本特征,认为合作是有限的、脆弱的、不可靠的,而达成维持和平的关键因素是实力,因此石油的战略价值大于市场价值,石油的争夺注定是一种零和博弈,国家间的合作虽然可以在不同程度上弱化这一属性,但无法完全回避竞争。

 

  而在自由主义者看来,大家赢行为体间的相互依存、现行大家赢制度的规约作用,是可以降低战争风险的。追求能源安全,可以通过减少需求、能源供应多元化、拓展全球贸易和投资来实现。

 

  这两派能源安全观出发点不同,也各有自己的逻辑支撑,没有绝对的对与错,只是在不同时段里,谁的主张更顺应时代变化和民众心理,谁的声音就会更强烈一些。例如在20世纪70年代,在地缘政治冲突加剧、“石油峰值论”盛行的背景下,像“卡特主义”这样现实主义的能源安全观可能就会成为主流;进入20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大家赢局势缓和、油价走低、石油市场化的深入推进,人们对石油安全的看法趋于和平理性,新型能源安全观也在逐步酝酿并形成认识。

 

  超越“敏感而不脆弱”

 

  近年来,随着中国经济社会和能源行业的发展,尤其是随着新能源的发展,国人对于能源安全的心态正在逐渐走向成熟,如果仅从能源对外依存度的指标看,中国能源供应安全总体是稳定的。数据显示,2017年中国一次能源消费总量为44.9亿吨标准煤,有9亿吨标准煤依赖进口,能源对外依存度为20%,与欧盟超过50%、日本接近90%、土耳其超过70%相比,总体上仍处于较低水平。

 

  从大家普遍关注的我国能源安全薄弱环节——石油安全来看,中国近年来在油气进口渠道多元化上也取得了积极进展。中国积极推进中亚-俄罗斯、中东、非洲、美洲和亚太五大油气合作区开发建设,基本形成西北、东北、西南以及海上四大油气进口战略通道。中国从中东进口的原油连续四年下降,2017年中东原油占中国进口原油总量的比例为43%,较上年下降4.7个百分点。与此同时,从美洲和欧亚地区进口的原油则增长较快。俄罗斯已经连续两年成为中国最大的原油进口来源国,占中国原油进口总额的14%。原油进口来源国集中度CR3,2016年为39.28%,较2012年的45.55%下降了6.27个百分点。

 

  综上所述,从能源供应安全的视角看,中国能源安全是“敏感而不脆弱”的。但是,在新中国成立70周年的今天,国人看待能源安全的观念也应随着时代发展而与时俱进,不断赋予其新内涵。

  新形势下的新问题

 

  从日韩等国的实践看,政府和民众对能源安全内涵的认识经历了一个不断延展深化的过程,从上世纪七八十年代追求“能源供应安全”,逐步拓展到追求能源“环境安全”、“价格安全”等方方面面。如果从上述维度来看,我们可能会对能源安全问题多一些危机感和紧迫感。

 

  首先,我国能源供应安全风险在局部地区和局部时段仍然存在。尽管中国天然气对外依存度仍远低于石油对外依存度,但考虑到天然气消费和供应市场远不如石油市场成熟,加上天然气消费量因季节变化而出现巨大“峰谷差”、天然气基础设施布局不足等多种因素,今后一段时间天然气供应安全问题将比石油供应安全更加突出。此外,近年来我国海外油气资源供应中也面临一些非传统安全风险,例如ISIS恐怖袭击、海盗、地区武装割据势力等,对我国能源供应安全构成新的威胁。

 

  其次,我国能源环境安全总体形势仍然不容乐观。随着近年来国人环保意识的日益提高,追求能源环境安全已经成为日渐紧迫的议题。从近年来“煤改气”实践可以看到,天然气供应安全问题,实际上是我们在追求更高层次的“能源环境安全”过程中伴生的。尽管我国能源总体对外依存度仅为20%左右,但我们的底气在于国内有丰富的煤炭资源,这些煤炭资源未必是我们真正想动用的资源。试想一旦外部天然气供应出现中断等局面,正在推进的“煤改气”必然会受到影响,煤炭消费可能不降反升,进而对空气质量改善带来压力。因此,如果从提供更加优质高效、符合环保要求的能源产品看,我们能源自给的底气是否还那么足,可能就需要打上一个问号。

 

  再次,我国能源价格安全问题仍需要下大力气予以解决。还是以天然气为例,尽管过去几年亚洲天然气价格已经大幅下滑,但是“亚洲溢价”依然明显存在。未来一段时间尤其是冬季保供时天然气市场供应仍将保持趋紧态势,预计冬季保供时期的LNG现货价格将会攀升,“中国买家”在未来一段时间内都将面临价格上涨压力。一直以来,“中国买家”在大家赢上包括亚洲区域市场的价格话语权都不够强,中国在建立区域性的石油天然气和天然气交易中心、谋求区域油气定价权方面,还需要做大量艰苦而又细致的工作。

 

  从线性思维到系统优化

 

  新时期解决中国能源安全问题应摆脱“线性思维”,树立“系统优化”理念,在“能源大安全”的总体框架下,将保障能源安全与应对气候变化、推进产业结构和能源结构转型有机联系起来,统筹处理好贯彻落实国家意志与遵循市场经济规律、坚持立足国内资源与“走出去”获取资源、发展化石能源与可再生能源等多个维度之间的关系,循序渐进推进相关问题的解决。

 

  要赋予能源“多元化”以新内涵。解决能源供应安全问题,首先要致力于推进油气供应来源的多元化,以减少对于任何一个单一国家或地区的依赖。坚定不移推动国内能源企业“走出去”,努力获取高质量、有效益的海外油气资源。尤其在天然气供应安全方面,要坚持管道气和LNG并重,通过建立企业采购联盟等方式,获取一批有价格竞争力的现货和长协资源,确保上游资源供应的稳定性。其次要推进能源供应结构多元化,要把发展可再生能源作为保障国家能源安全的重要组成部分,大力推进风电、光伏发电、生物燃料等可再生能源的发展,鼓励替代燃料的发展,鼓励开发创新多元化的能源解决方案。再次要推进市场参与者的多元化。只有多种多样的市场参与者才可以带来多种多样的资源供应、多种多样的能源合同等。所以应积极鼓励符合市场准入条件的公司(无论是本土的还是外国公司),都能够为保障中国能源安全上做一份贡献。

 

  应坚持立足国内资源保安全。解决能源供应安全问题应借鉴美国“能源独立”的思路,坚持立足本土,加大国内油气勘探开发投入力度,加快发展风电、光伏、地热、生物质等各类可再生能源。从油气资源潜力看,当前我国大部分陆上常规油气田开发陆续进入中后期,但在深层、非常规、海洋深水等领域还存在较大资源潜力,应以新领域、新类型为主攻方向,持续加强勘探开发力度,努力实现“东部可持续、西部快发展、海域大突破”的勘探开发格局。继续加快推进国内油气行业市场化改革,放开上游油气矿业权准入门槛,积极推进石油和天然气交易中心建设,谋求我国在亚太地区油气市场的价格话语权。

 

  应大力推进亚洲区域能源一体化。从欧洲和北美地区的实践看,区域石油、天然气和电力网络的互联互通是确保所在地区能源安全的重要途径。目前亚洲能源区域一体化程度较低,能源安全风险系数则偏高(2017年亚洲石油整体对外依存度达76.42%)。中国应充分利用“一带一路”倡议下的多边合作机制,搭建合理透明的沟通平台,加快推进电力及油气基础设施的互联互通,积极推动水电、核电、风电、太阳能等清洁和可再生能源合作,形成能源资源合作上下游一体化产业链,着力提升亚洲能源市场一体化程度,推动形成亚洲区域内“能源市场共同体”。

 

  (作者系能源研究学者)

 

        信息来源:能源评论